扭曲的价格链
有5年医药销售经验的曹海（化名），就职于华北制药集团销售处。他对记者说，药价高居不下的原因很简单：利润都被复杂的中间流通环节吸纳了。
他举例说，华药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呐（5代）（一种中档粉针剂类抗生素），出厂价大约3元／针，但经过“大批”、“小批”、“医院代表”等一系列销售环节后，在医院卖给患者竟然能达到30元／针，中间环节加价达10倍。
曹海去山东某县出差，发现当地农民上医院看病，想打一针便宜的青霉素纳盐（一种低档的抗生素药），都得走后门。这意味着，给医生塞个小“红包”，都比用高档消炎药合算。
张志国（化名）在西安杨森制药公司做“医院销售代表”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进行“医院公关”。他对记者说，抗生素产品走的量最大，对价格也最敏感，因此市场竞争非常激烈，“没办法，都想进医院，医院利大”。
他的工作，就是打通医生、药剂师、医院领导等医院的主要“关卡”。“给钱比较直接，还有间接公关，比如搞一些培训和科研活动，安排医生或医院领导出国参加学术活动等。但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药卖到医院。”张说，一些小型医药公司销售政策灵活，“公关”活动就更加赤裸，而大公司实力强，“公关”活动就相对“文明”些。
张志国从来不去医院买药，如果朋友或亲戚想用点抗生素，他“一般能拿到批发价，差价太大了”。
“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怪圈”。石药的销售主管分析说，理想情况是，医药市场竞争之后优胜劣汰，市场秩序渐趋合理，商业利润降低，消费者从中获益。可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中，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“垄断销售机器”，没人能撼动它。药品经销商为了打入医院销售体系，就必须提高药品价格，以便能分摊出利润空间去搞公关，结果是价格越高的药，越容易占领市场。
畸形市场造就了恶性的竞争者。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，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已从20年前的500家狂增到7000多家，这些企业中拥有自主药品知识产权的只有3％。华北制药的曹海认为，目前不少所谓的“新药”、“特药”，从研发到推广都是“利润导向型”。
他说：“在全国兴起的各种小型‘医药公司’，许多都是一锤子买卖，看准一种药品的疗效和市场有前景，就迅速投产，其实研制成本极低（不过是原料费用加上委托加工成本），然后尽量定高价，用高回扣的办法挤进医院。”
扭曲竞争使药品企业都维持着庞大的促销员队伍。据统计，一些药品企业直接或间接聘用的营销人员数量，经常达到生产人员的1．5倍甚至更多。这些“医药代表”的收入只与销售额挂钩，在推广活动中各种腐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“医药代表”的收入与他在医院的关系和活动能力成正比，“上不封顶，很刺激”。这个行业目前吸引了许多医学院的毕业生，一些了解内情的医生也辞职下海。
因为不加限度地追求利益，厂家、商家、医院和无知的患者形成了一种“合谋”，很大程度上说，抗生素滥用现象在我国如此严重，就是这种“合谋”的产物。
“医药分业”是乌托邦吗
本次国家发布针对价格虚高药品的“降价令”，是过去5年来的第7次。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专家朱长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国家的目的是压缩医药购销中间环节的暴利，幅度也很大，但长远看如果“以药养医”的医院体制问题不解决，“还是治标不治本”。
我国最早从1951年开始，从药品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医院，当时的政府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贴医院，普通百姓也无力承受医治费用。所以，中央政府决定把药品批零差率留给医院，“以药补医”机制由此萌生。50多年过去了，对于中国大多数医院来说，“卖药”收入仍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约占50％。
一位医生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，用药腐败是目前医疗体制中最大的弊端。他说：“医院的管理者不可能自己限制自己的经济来源，相反还可能从骨子里希望医生多用药，医院对于医生获取药品回扣也往往采取宽容态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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